眼下，各高校的毕业生们正在忙于找工作，大学生就业难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据悉，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，比上年增加64万人，供需矛盾更加突出。来自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，截止到去年9月1日，仍有大约144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未能如期就业。无疑，大学生就业难，成了与看病难、住房难、回家难等齐名的又一大社会问题。

     有人说，大学生就业难是扩招所致，毕业生太多，所谓僧多粥少也；也有人说，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80后年轻人爱享受，怕吃苦，所谓拈轻怕重也；还有人说，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人才与市场不匹配，供求断裂，所谓结构失衡也。这些说法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在我看来，大学生就业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政府结构的制度安排。

     表面上，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完全是一个经济或者教育问题。实际上，大学生的就业与政府结构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。长期以来，我国的政府结构以集权为基本特征。这种集权表现为，就全国而言，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；就地方而言，权力又主要集中在大城市，尤其是省会城市。伴随着这种集权体制的，是各种各样资源的集中，包括交通、医疗、卫生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金融等几乎各个方面；在基础设施领域，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     先拿交通运输来说吧。飞机、地铁、城铁等大都集中在大城市里，有些只为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所独有，或者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足够方便和便宜。而在小城镇和广大农村，经常连公共汽车也没有，或者即使有也因运营时间短等问题而不方便。再比如医疗，好的医院几乎都集中在北京和一些大城市，老百姓要想看病得千里迢迢奔赴这些地方，而在一些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中小城市里，连一家像样的医院也没有。难怪北京好医院的门都快被挤破了。还有教育，好的大学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，仅在北京就有上百所高校，包括二三十所985和211工程学校，超过了河南、江西、青海等若干个省的总和，尽管仅河南一省就有近一亿的人口。

     这种集权结构和资源集中的现实，导致大学生们在就业时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。千万不要责备他们不回家乡，不回到一个小县城去，因为他们选择呆在大城市是理性思考的结果。他们知道，尽管大城市有很多缺点（比如污染严重、交通堵塞等），但大城市里也有更多的机会，而这些机会是与那里的各种资源分不开的。没有这些资源，大城市里的机会会减少很多。之所以很多高校毕业生要“赖”（无贬义）在大城市里，即便是暂时干一份不满意的工作，也绝不愿意回到一个小县城里去，乃是由于那里的资源实在太少了，基础设施实在太差了。比如在西部的许多中小城镇里，没有干净的自来水，经常停电，交通几乎难于上青天，看病要跑到几百里之外的大城市。试问，大学生会愿意去这些地方吗？进一步讲，谁会愿意去这些地方呢？

     就拿我所熟悉的法科毕业生来说吧。这几年，法律学子工作非常难找，据说是文科中就业最难的。当然，过去十年的法学院“大跃进”负有一定责任，但仔细想想，并不是法科毕业生多得超过了需求。事实上，在大多中小城市里，受过四年本科法学教育的人才并不多，甚至是“稀有动物”。据报载，在西部的不少县城里，连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都没有，法院、检察院里也鲜见科班出身的法学毕业生。在这种资源集中的情况下，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宁可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里干一份与法律无关的工作，也不愿意去一个中西部的县城。这不仅导致大城市里的就业日益艰难，而且导致大量的教育资源浪费。

    与其号召大学生支援西部，不如改革制度安排，改集权体制为分权体制，改资源集中为资源分散。在分权的体制下，大学生们会自愿地选择到西部去，到一个中小城镇去，因为那里有与大城市一样的资源和条件，更何况，那里的山更青、水更绿、天更蓝。